这几天，一个关于凯迪网站的诡异行为以及背景的帖子在流传，而且凯迪网站和涉及到的马甲们的做法也比较古怪，这件事让贫道想了很多。

从最基本的事实和道理来讲，西方尤其是美国想办法改变中国的性质，使中国变得对美国更有利是一个基本方针。这还不说什么意识形态，就算从地缘政治考虑也需要这样做。最主要的是，东欧和前苏联的一些国家本来就已经和演了，但由于还不太符合美国的标准，还是频繁发生所谓颜色革命，颠覆这些国家的政权，制造严重的社会混乱和经济混乱。对于一个为数不多的至今还打着共产党旗号的中国，要是美国和西方政府没有一点想法，没有任何措施，恐怕是出了鬼了。

问题在于，无论颜色革命还是以前美国颠覆其他国家的事件，多数都是在成功以后才揭露出美国究竟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用了什么手段，而此前这些东西并没有被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所注意。可等真的注意了，人家手段又变了。美国人在70-80年代颠覆第三世界国家的手段，与80-90年代颠覆东欧和苏联的手段，以及新世纪的颜色革命，每次所用的手段都不一样，渗透到渠道也不一样。颠覆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收买军队搞军事政变；颠覆前社会主义国家用的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思想渗透，支持和拉拢所有所谓“不同政见者”；搞颜色革命是用非政府组织和金钱支援。那么对付中国会用什么办法呢？这就要分析前面这些成功案例所用的不同手段是为什么采用的。

在70年代前后，为什么主要用军事政变来颠覆第三世界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往往是没经过真正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政党并不是这个社会中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团体，这些社会里组织化程度最高的是军队。军队往往独立于政党之外并习惯于决定国家政治活动。因此，培养、安插和收买军官就比较简单有效。

但这个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不行，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一个组织化很强大政党经过军事斗争取得政权的，军队和执政党基本是一个组织，用安插人不行，收买也很难，加上东欧这些小国本来就被苏联这个强大军事力量控制着，这条路是不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呢？在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国家要建设要发展，不仅要依靠原来的知识分子，而且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还要把执政组织知识化。而老知识分子很容易与共产党发生冲突，因为这个时期当官的多数是工农干部，他们之间发生冲突是必然的。无论当时的匈牙利事件还是中国的反右运动，都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矛盾产生的，冲突的结果必然是知识分子失败。显然，老知识分子无法成为可利用的对象，这不仅因为前面讲的原因，最主要的是这些人无法影响和动摇组织。因此，可以影响的就是共产党自己要培养的这些知识分子，最好是知识分子干部，因为这样就直接影响了基本组织系统。

虽然老知识分子起不到直接作用，但他们必然与新政权发生的冲突就起到了在新知识分子与执政党之间埋下定时炸弹的作用。同时，知识分子都追求新鲜东西，虽然不见得都看重钱，但名是看得很重的。而西方控制着世界各方面最高荣誉，无论在科学还是文化、艺术上都是这样，西方决定了什么是美，什么是正确，什么才叫“普世价值”。因此，西方掌握着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法宝，只用挑逗知识分子与执政党之间矛盾，丑化执政党形象，并引导知识分子向西方价值标准靠拢，最终一定形成执政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在价值观上倾向西方，甚至可能是总书记和政治局的大部分。对付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内部一样在恶斗，新执政者要取得合法性，往往要讨好知识分子，选择“揭露”、批判前领导的路线和丑化前领导个人形象的手段。这些揭露的信息一定被西方强化和扩大，使整个执政党的合法性受到颠覆性怀疑。最终会在某个时刻起到作用，而且是一旦逆转，原来的东西顷刻土崩瓦解——因为整个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主要由知识分子组织的国家组织都已经倒戈了。

为什么对付已经倒戈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用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资金支持就可以了？道理很简单，这些国家在倒戈过程中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败，政局都不稳。最主要的是，实现“民主”后，政党与军队已经没什么关系，而所有政党的组织化程度都非常低。这个时候西方只要利用已经进入的大量非政府组织对反对党稍加指点，并予以资金支持，使其“斗争经验”和组织程度高于执政党，推翻现政权确实不用费很大气力。

由于70年代以来美国用收买军队方式颠覆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所以一些不愿意被支配的国家就采取了严厉控制军队和社会的“独裁”体制。对于这些国家，美国除了亲自动用武力没别的办法，这就是巴拿马、海地、伊拉克的下场。

美国会用什么办法对付中国？用军事政变？还是颜色革命？还是军事入侵？这些都不会。美国会用类似对付前苏联的办法加些新招数对付中国。这就要分析中国的难点和弱点了。

中国的难点在哪里？首先，中国目前组织化程度最强大还是掌握着军队的执政党，直接安插和收买搞政变行不通。其次，中国经历过六四，一些政治性强的非政府组织已经被请走了，加上几次颜色革命的教训，中国会很警惕这些组织的活动。最主要的是，中国不是多党制，共产党还是组织化程度最高的组织，颜色革命的办法基本不起作用，六四就是证明。第三，谁都知道，直接入侵中国是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中国大的状态与90年以前的苏联接近，都经历过清洗知识分子，经历过批判和“揭露”前领导，因此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用对付苏联的一套。虽然如此，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苏联也有不同的部分。这就是：邓小平并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现在的执政党还没否认毛是这个组织的组成部分，因此执政党总体合法性没有受到颠覆性的动摇（苏联因此崩溃发生在1990年，而决定不彻底否定毛泽东在80年代初，就这一点看，邓小平还是很“英明”的）。此外，中国“改革”早了东欧和苏联10年，不仅经历了准颜色革命的89动乱，而且最重要的是到新世纪后，改革带来的严重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已经十分明显，这使新世纪开始后非常多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价值体系产生怀疑，开始探讨新的出路，开始肯定毛泽东，这个群体已经比较大，而且在非主流媒体上占上风，这与前苏联在90年时一边倒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因此，简单用当年颠覆苏联的办法是不行的。

那么中国的弱点是什么？首先，中国有过一个大家记忆中都不愉快的文革，中国的毛泽东已经可以批评。虽然中央文件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但文革时彻底否定了，经过伤痕文学和“重新解读”运动，已经接近可以彻底否定毛泽东和共产党此前的执政活动了，缝隙有了，而且已经扩大。其次，与前苏联不一样的是，中国现在执政党中知识分子比重非、学历、在西方受过训练的比例都远高于90年的苏联。这些人中已经达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标准的人很多，处在重要位置上的人远比90年的苏联多，尤其是媒体、出版等机构中，信仰西方价值观的占主导地位。甚至中央党校信仰西方价值观的就占主流。

如果我是美国操作这件事情的主管，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会发现，关键在于必须让这个党完成与毛泽东时期共产党的彻底切割，而且是全党，全国都认为这个切割是正确的，必要的。因为只要做了彻底切割，共产党的合法性就从根本上被颠覆了。即使这个党再表白已经脱胎换骨，但一个罪恶的，法西斯组织的“犯罪记录”是抹不掉的。一旦有事，基本会像前苏联共产党一样墙倒众人推，顷刻崩溃。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个摆在明处：整个西方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只要否定革命就赞扬，就给甜头，让你尝到“融入国际大家庭的好处”，只要坚持原来的就批评，就不屑，就给小鞋穿；另一个放在暗处，就是想办法支持党内知识分子提出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改革前共产党执政行为的活动，支持网络上继续批判毛泽东、计划经济、文革甚至否定中国革命的必要性的活动，从反思群体手中夺回网络媒体主动权。

明处的东西中国人都有目共睹了，这些年西方国家基本就是这个套路，而且中国似乎也真入了套了。

暗里使的劲儿其实效果也都出来了。主流媒体，甚至是党报能发出“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中国青年报尤其是南方报系今年以来几乎每周都有与改革前做切割的文章，一场把今天的共产党与改革前的共产党，今天的制度和政策与改革前制度和政策打扮成“划时代变化”的舆论运动已经形成，而且没有受到任何正面的干扰。

这就可以回到凯迪网站的问题上来。一个在中国的以盈利为目的网站的BBS，通过屏蔽和删除反思的文章，大量的，添油加醋的发出批判毛泽东，批判改革前的社会，否定中国革命甚至民族解放的文章，显然找不到与“盈利模式”的关联，因为中国并不存在“没有地方发泄对毛泽东、文革、计划经济不满”的“客户群”。这些人可以在任何场合找到共鸣，在主流媒体上得到满足，甚至可以出书写文章表达意见。即使在网络上，包括强国论坛这样左派占上风的地方都能发（而且不比左派扣贴多）。因此，这不是商业行为，找不到商业动机。这是政治行为，能找到的就是政治动机。贫道相信这个揭露凯迪网站的帖子的内容，因为从逻辑上是可能的。

当然，究竟西方“暗中”究竟用了什么手段，是不是实际收买了一些执政党中的一些人，是不是真的像这个帖子揭露的给某些网站给予金钱支持（包括以前有人说直接给一些网友资助），现在并不容易找到证据。但是，如果西方不是特别优待中国，不是突然“从良”了，就一定会有。

等着吧，贫道敢打赌，等到中国被颠覆成功的3到5年后，这些暗中的运作会像被解密的，如何策划对阿联德的军事政变，如何颠覆苏联，如何搞颜色革命，如何策划入侵伊拉克一样，被当作西方更加辉煌的“成功案例”。

说实话，如果谁邀请贫道参加这样的辩论会，贫道不敢说能够辩论过范跑跑，甚至估计连数学也很难成功。贫道说的“辩论过”不是指说服范跑跑，而是指不被对方逼到不得不承认对方的命题，而且还显得很“讲理”（要是只凭辩论技巧让对方灰头土脸可能还有一斗），让多数听众觉得自己占了上风。　　

很多网友说贫道的帖子逻辑比较严密，实事数据都很翔实，加上语言尖刻，是个辩论高手。尤其是数学，逻辑性很强，很难发现什么漏洞，而且还嘴强牙硬，谁拿他都没办法。可为什么贫道自己就甘拜下风，还拉上数学呢？道理很简单，因为逻辑是一些命题推演的规则，而命题是真还是假，逻辑并管不住。而在对方的一些命题已经被大家认为是“真”的情况下，你逻辑再清晰，再能抓住对方不符合逻辑的推演，照样会掉到陷阱里。　　

比如，假如以下命题为真，你敢与范跑跑辩论吗？　　

——中国人被道德绑架了几千年，至今假道学还束缚着中国人的思想。　　

——人性表现为个人权利，中国几千年漠视人性，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人性开始张扬，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就是个人权利。　　

注意，贫道举的这两个命题，早已经在中国人心里成为“真理”。贫道很清楚，假如这两点为真，还辩论什么？范跑跑实际站在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费劲心机搭的一个永远不败的擂台上。郭跳跳为什么灰头土脸？简单的很，主持人最后把他封为“道德的捍卫者”，听众自然认为：不就是个“道德卫士”嘛，联想翩翩，于是给范跑跑鼓掌。仗还没打就输了。贫道这么要面子，何必出那个洋相？ 　　

辩论并不是比你的逻辑是否清晰，反应是否敏捷，辩论实际是在比谁的大前提“被承认为”真，谁的大前提很少有人认同而已。　　

贫道不敢上台辩论，但拆台的本领还是有的。贫道如果去辩论一定不会先跳到台上，而是先去否定这两个命题，直接去把台子拆了。　　

中国人被道德绑架了几千年，这个命题似乎鲁迅都说过。但毛泽东都不能“凡是”了，鲁迅的话自然也不足为凭。用道德而不是法律治理社会，都说是中国人的专利，还往往被说成很丑恶很凶残的事情。其实，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也用道德在治理，无非他们是基督教道德体系罢了。中国人之所以觉得道德在中国政治管理事务中重要程度高，是因为中国是个宗法社会，主要治理层次依赖基层的宗族管理。中国古代小农是主体，自由度很高，并不好管。而中国古代是个“小政府”，一个县里除了县令、县丞、师爷吃皇粮，剩下的都是“地方自筹”，甚至依赖富人赞助来运行。一个十几万人的县，官员衙役们全部加起来不过几十个人。之所以中国能基本控制住这群自由散漫的小农，因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宗族，而宗族有没有多少司法行政权力，道德就成为宗族管理中最重要手段。西方之所以显得法律很重要，是因为西方是领主经济，每个领主都是贵族，都有一定的立法能力。作为西方人主体的农奴没有任何权利，领主自然根本不用讲什么道德，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他们。人家的新媳妇自己先睡，自己的老婆别人先睡，这恐怕连动物的道德都不符，但西方一直到18世纪才废除。　　

因此关于中国几千年的道德和法律与西方几千年的道德和法律各自起了什么作用，还是要从实际情况看。贫道认为，对于中世纪欧洲的农奴来讲，能享受中国人的道德管理，恐怕会欢天喜地还来不及。伊斯兰教也主要是道德约束而不是法律约束，穆斯林的自由程度要远高于中世界欧洲的农奴，因此突厥人打到南欧，农奴们纷纷加入。否则单凭突厥那点人，能把半个欧洲都占了？　　

因此，说中国人被道德“绑架”了几千年，是用词不当，造成命题错误。在阶级社会，老百姓不被道德绑架，就被法律绑架。道德是由多数人认为合适的行为规范来确定的，变动性比法律强。因为违反道德惩罚很难严厉，而且有狡辩余地，违反道德比违反法律容易。违反道德的多了，新道德标准就形成了。而法律并不见得是多数人制定的，在西方中世纪农奴肯定不在法律制定者范围，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奴隶和被压迫民族也肯定不能参与。因此，被道德绑架不好，被少数人决定命运的法律绑架更可怕！

假如命题改为“中国人几千年来在“以德治国”的管理下，比西方几千年在法律管理下有更多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因此是值得肯定的，”范跑跑就没办法与贫道辩论。　　

接着说人性问题。人性，人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是界定道德适用范围的东西。大家天天说人性，说很多东西符合人性，比如“爱自己”符合人性，母性自然是人性的体现，自由、平等、博爱符合人性，等等。贫道喜欢从定义出发，既然说人性，就要找到一个把人与动物区别的指标。必须既要有个定义，还要指出哪些属于人性，哪些实际是兽性。而且凡是动物有的特性都叫兽性，或者叫本能也行。而只有人有动物没有的习性才能叫人性。否则就没办法讨论。　　

如果这样分析，会发现“爱自己”是典型的兽性；母爱也属于兽性；追求自由度，追求平等权利，爱整个群体，是狼都有的特性。狼虽然在一个等级关系中按照行为标准来行事，但可以观察到每条狼都在追求更大的活动空间而不满于这些规范。头狼没吃完，所有狼都在试探头狼对自己偷吃一口的容忍度，也就是扩张自己的自由度；头狼才有交配权，而稍微成熟点的公狼都试图取得与头狼平等的权利；至于对其他狼的爱护和帮助，简直就是狼群的公理。于是，你几乎找不到文艺复兴发掘的东西哪些是人性，说来说去都是兽性。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兽性复兴”，的家会觉得有点吓人，但如果不是这样的，的家也要找到点理由才是。　　

那么，人性究竟是什么？贫道说出来可能的家更生气，人性就是神性。不过这个神性不一定都是指神，而是指人“经验以外”获取的精神财富，是先验的信仰。　　

贫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想想人是怎么被称为人的吧。　　

虽然人类学把会制造石器的猿称为人，以区别于猿，但是这个定义并不合理。这只能是区别猿与人的指标，不能说是区别动物与人的指标。因为人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人制造的工具不比很多动物更精巧和花费更多劳动。只要有动物也能制造工具达到生存目的，制造工具就不能说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至于动物制造不了现代人那么精巧的工具，也不能认定在猿人制造的工具还不如动物制造的工具更精巧时候就用这个标准区别人与动物吧。　　

现在发现，不仅能否制造工具不能做标准，甚至是否有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也不能做标准。这方面经常看《动物世界》的就不会有异议。没办法了，有人提出“只有人才会正面性交”，可后来发现大猩猩也会！完了，人对什么是人自己都说不清楚了。　　

那么人与动物真正能识别出区别的是什么呢？是语言。虽然说动物也有“语言”，但不是语言学概念上的语言，而是信号系统的泛指。语言的特点是有语法，也就是信号系统中有一个“能生成无限句子的装置”。动物的信号系统包括形体、表情、声音等，但每个符号都是孤立的，即使是声音和动作、表情的组合，也是表达单一信号的，这些符号和所指要在很长时间约定俗成。关键在于，这些单一信号不能组合成句子，也就不能让每个个体随时、任意“创造”出一个完全新的意思，而且其他个体还理解这个意思。人的信号系统一旦有了语法，就给了人远超出动物的可能性空间。有了语法，每个个体才有真正的“自由”，有了语法，才能描述无限多的意思，并通过口头和以后的书面来进行流传和教育，使个人的知识、发现很快成为群体的精神财富。这才有了人后面的进步。因此，语言不仅是区别人和动物的标志性特征，而且是人之所以在此后很短时间（与170万年相比）飞速发展，超越了所有动物。　　

看起来贫道扯的远了点，但这些道理以前没人论述过，而不说这些说不到正题上。现在回到正题上——人的信号系统问什么会产生语法系统了呢？其他动物为什么没有呢？群居动物的信号系统是为了生存需要，为了要共同获取食物，为了繁衍和建立秩序。而这些活动所需要的信号的建立并不困难，完全可以在不产生语法情况下继续复杂化并适应需要。这些活动自身不产生任何个体想表达一种超出这些活动需要的意思。

但是可能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现在当然无法再现当时情况，但可以想象），就是有一天一个刚死了亲人的“人”突然把死亡与奇异现象联系了起来，比如把死亡与同时发生的一个火苗或者烟雾联系率起来，并产生幻觉，看到火苗或烟雾中有这个私人的形象，于是有了朦胧的关于“灵魂”和“来世”的想法。而这种想法是无法用现有符号系统表达的，因为这是完全个人的、先验的产物。但这种想法促使他试图把两个符号（最大可能是动宾关系）结合起来向其他类人表达，而对方在他急切并多次重复的声音中大致理解了这个意思。这就是语言的萌芽。因为类人简单的劳动活动（甚至不必狼更复杂）不产生个体需要表达的内容，只有先验的，超出经验的东西才需要表达。后面发生什么就不用罗嗦了，一定顺理成章。　　

也就是说，神性和语言同时产生，并由此创造了人类。人性就是神性，或者说是神性加兽性。但是单纯说神性是区别人与动物的，说神性加兽性是说“高级动物”的。以上是贫道没事想到的，因为总要找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吧。贫道唯一不能解释清楚的是为什么人突然需要有灵魂和来世的想法，谁启发的？难道真的是神？不知道。　　

神性并不见得就有多高尚，这里没有道德问题。但神性是人必须有的，这不仅体现在至今人都有先验的东西，还包括宗教始终存在。信仰和迷信其实是一回事，无非一个是褒义，一个是贬义罢了。不信毛泽东，就信普世价值，而后者更先验——完全是假定的。　　

贫道说了半天，意思是一点，就是今天大家都把个人权利、母性、自由、平等、博爱看作人性，这恰好是错误的，而信仰，先验的精神活动才是人性表现。说到这里，似乎贫道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给大家说了一个什么是人什么是动物的研究成果，但这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恶心了现在说的人性！要知道，大家都对这个东西恶心了，才有办法辩论，才有“真”的命题。当然，贫道知道这种论述是非常独特的，要想成为共识并不容易。

贫道觉得，范跑跑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能辩论清楚，范跑跑太精明了，他把一泡狗屎作为真来进行逻辑推演，任何人与他辩论，首先要与这泡狗屎打交道。而没有人能够取胜——只要狗屎被大家看作是真——而逻辑不解决狗屎问题。社会对范跑跑这样的人唯一的办法是不让他端着狗屎上台面，把它埋起来。其实对于这样的问题，任何正常的社会都会这样做。你见过任何国家在一家大型电视台讨论过类似臭不可闻的问题吗？这根本与言论自由无关。试想一下美国CNN举办一场辩论会，正方的理论是：黑人其实本来就肮脏而且低能。而且这场辩论会还是在美国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举行。或者美国也出了个范跑跑，结果一个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台邀请美国的范跑跑出来辩论（美国不会，因为美国是“依法治国”，早规定教师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属于违法，如果造成伤害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其实范跑跑最应该庆幸的是中国还是道德绑架，不是法律绑架，就这他还后悔没生在美国呢）。　　

凤凰台办了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把一泡狗屎端到大家面前，强迫大家闻，还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就是中国的媒体，有意思。只有中国会出这种事情！　　

还是毛泽东时期好，或者是任何正常国家都可以，因为根本不会让狗屎上桌面的。由于媒体和中国鹦鹉的参与，范跑跑事件可能是汶川地震沉淀下的最重的精神物品——不过也许就是臭狗屎。

说实话，如果谁邀请贫道参加这样的辩论会，贫道不敢说能够辩论过范跑跑，甚至估计连数学也很难成功。贫道说的“辩论过”不是指说服范跑跑，而是指不被对方逼到不得不承认对方的命题，而且还显得很“讲理”（要是只凭辩论技巧让对方灰头土脸可能还有一斗），让多数听众觉得自己占了上风。　　

很多网友说贫道的帖子逻辑比较严密，实事数据都很翔实，加上语言尖刻，是个辩论高手。尤其是数学，逻辑性很强，很难发现什么漏洞，而且还嘴强牙硬，谁拿他都没办法。可为什么贫道自己就甘拜下风，还拉上数学呢？道理很简单，因为逻辑是一些命题推演的规则，而命题是真还是假，逻辑并管不住。而在对方的一些命题已经被大家认为是“真”的情况下，你逻辑再清晰，再能抓住对方不符合逻辑的推演，照样会掉到陷阱里。　　

比如，假如以下命题为真，你敢与范跑跑辩论吗？　　

——中国人被道德绑架了几千年，至今假道学还束缚着中国人的思想。　　

——人性表现为个人权利，中国几千年漠视人性，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人性开始张扬，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就是个人权利。　　

注意，贫道举的这两个命题，早已经在中国人心里成为“真理”。贫道很清楚，假如这两点为真，还辩论什么？范跑跑实际站在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费劲心机搭的一个永远不败的擂台上。郭跳跳为什么灰头土脸？简单的很，主持人最后把他封为“道德的捍卫者”，听众自然认为：不就是个“道德卫士”嘛，联想翩翩，于是给范跑跑鼓掌。仗还没打就输了。贫道这么要面子，何必出那个洋相？ 　　

辩论并不是比你的逻辑是否清晰，反应是否敏捷，辩论实际是在比谁的大前提“被承认为”真，谁的大前提很少有人认同而已。　　

贫道不敢上台辩论，但拆台的本领还是有的。贫道如果去辩论一定不会先跳到台上，而是先去否定这两个命题，直接去把台子拆了。　　

中国人被道德绑架了几千年，这个命题似乎鲁迅都说过。但毛泽东都不能“凡是”了，鲁迅的话自然也不足为凭。用道德而不是法律治理社会，都说是中国人的专利，还往往被说成很丑恶很凶残的事情。其实，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也用道德在治理，无非他们是基督教道德体系罢了。中国人之所以觉得道德在中国政治管理事务中重要程度高，是因为中国是个宗法社会，主要治理层次依赖基层的宗族管理。中国古代小农是主体，自由度很高，并不好管。而中国古代是个“小政府”，一个县里除了县令、县丞、师爷吃皇粮，剩下的都是“地方自筹”，甚至依赖富人赞助来运行。一个十几万人的县，官员衙役们全部加起来不过几十个人。之所以中国能基本控制住这群自由散漫的小农，因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宗族，而宗族有没有多少司法行政权力，道德就成为宗族管理中最重要手段。西方之所以显得法律很重要，是因为西方是领主经济，每个领主都是贵族，都有一定的立法能力。作为西方人主体的农奴没有任何权利，领主自然根本不用讲什么道德，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他们。人家的新媳妇自己先睡，自己的老婆别人先睡，这恐怕连动物的道德都不符，但西方一直到18世纪才废除。　　

因此关于中国几千年的道德和法律与西方几千年的道德和法律各自起了什么作用，还是要从实际情况看。贫道认为，对于中世纪欧洲的农奴来讲，能享受中国人的道德管理，恐怕会欢天喜地还来不及。伊斯兰教也主要是道德约束而不是法律约束，穆斯林的自由程度要远高于中世界欧洲的农奴，因此突厥人打到南欧，农奴们纷纷加入。否则单凭突厥那点人，能把半个欧洲都占了？　　

因此，说中国人被道德“绑架”了几千年，是用词不当，造成命题错误。在阶级社会，老百姓不被道德绑架，就被法律绑架。道德是由多数人认为合适的行为规范来确定的，变动性比法律强。因为违反道德惩罚很难严厉，而且有狡辩余地，违反道德比违反法律容易。违反道德的多了，新道德标准就形成了。而法律并不见得是多数人制定的，在西方中世纪农奴肯定不在法律制定者范围，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奴隶和被压迫民族也肯定不能参与。因此，被道德绑架不好，被少数人决定命运的法律绑架更可怕！

假如命题改为“中国人几千年来在“以德治国”的管理下，比西方几千年在法律管理下有更多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因此是值得肯定的，”范跑跑就没办法与贫道辩论。　　

接着说人性问题。人性，人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是界定道德适用范围的东西。大家天天说人性，说很多东西符合人性，比如“爱自己”符合人性，母性自然是人性的体现，自由、平等、博爱符合人性，等等。贫道喜欢从定义出发，既然说人性，就要找到一个把人与动物区别的指标。必须既要有个定义，还要指出哪些属于人性，哪些实际是兽性。而且凡是动物有的特性都叫兽性，或者叫本能也行。而只有人有动物没有的习性才能叫人性。否则就没办法讨论。　　

如果这样分析，会发现“爱自己”是典型的兽性；母爱也属于兽性；追求自由度，追求平等权利，爱整个群体，是狼都有的特性。狼虽然在一个等级关系中按照行为标准来行事，但可以观察到每条狼都在追求更大的活动空间而不满于这些规范。头狼没吃完，所有狼都在试探头狼对自己偷吃一口的容忍度，也就是扩张自己的自由度；头狼才有交配权，而稍微成熟点的公狼都试图取得与头狼平等的权利；至于对其他狼的爱护和帮助，简直就是狼群的公理。于是，你几乎找不到文艺复兴发掘的东西哪些是人性，说来说去都是兽性。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兽性复兴”，的家会觉得有点吓人，但如果不是这样的，的家也要找到点理由才是。　　

那么，人性究竟是什么？贫道说出来可能的家更生气，人性就是神性。不过这个神性不一定都是指神，而是指人“经验以外”获取的精神财富，是先验的信仰。　　

贫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想想人是怎么被称为人的吧。　　

虽然人类学把会制造石器的猿称为人，以区别于猿，但是这个定义并不合理。这只能是区别猿与人的指标，不能说是区别动物与人的指标。因为人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人制造的工具不比很多动物更精巧和花费更多劳动。只要有动物也能制造工具达到生存目的，制造工具就不能说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至于动物制造不了现代人那么精巧的工具，也不能认定在猿人制造的工具还不如动物制造的工具更精巧时候就用这个标准区别人与动物吧。　　

现在发现，不仅能否制造工具不能做标准，甚至是否有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也不能做标准。这方面经常看《动物世界》的就不会有异议。没办法了，有人提出“只有人才会正面性交”，可后来发现大猩猩也会！完了，人对什么是人自己都说不清楚了。　　

那么人与动物真正能识别出区别的是什么呢？是语言。虽然说动物也有“语言”，但不是语言学概念上的语言，而是信号系统的泛指。语言的特点是有语法，也就是信号系统中有一个“能生成无限句子的装置”。动物的信号系统包括形体、表情、声音等，但每个符号都是孤立的，即使是声音和动作、表情的组合，也是表达单一信号的，这些符号和所指要在很长时间约定俗成。关键在于，这些单一信号不能组合成句子，也就不能让每个个体随时、任意“创造”出一个完全新的意思，而且其他个体还理解这个意思。人的信号系统一旦有了语法，就给了人远超出动物的可能性空间。有了语法，每个个体才有真正的“自由”，有了语法，才能描述无限多的意思，并通过口头和以后的书面来进行流传和教育，使个人的知识、发现很快成为群体的精神财富。这才有了人后面的进步。因此，语言不仅是区别人和动物的标志性特征，而且是人之所以在此后很短时间（与170万年相比）飞速发展，超越了所有动物。　　

看起来贫道扯的远了点，但这些道理以前没人论述过，而不说这些说不到正题上。现在回到正题上——人的信号系统问什么会产生语法系统了呢？其他动物为什么没有呢？群居动物的信号系统是为了生存需要，为了要共同获取食物，为了繁衍和建立秩序。而这些活动所需要的信号的建立并不困难，完全可以在不产生语法情况下继续复杂化并适应需要。这些活动自身不产生任何个体想表达一种超出这些活动需要的意思。

但是可能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现在当然无法再现当时情况，但可以想象），就是有一天一个刚死了亲人的“人”突然把死亡与奇异现象联系了起来，比如把死亡与同时发生的一个火苗或者烟雾联系率起来，并产生幻觉，看到火苗或烟雾中有这个私人的形象，于是有了朦胧的关于“灵魂”和“来世”的想法。而这种想法是无法用现有符号系统表达的，因为这是完全个人的、先验的产物。但这种想法促使他试图把两个符号（最大可能是动宾关系）结合起来向其他类人表达，而对方在他急切并多次重复的声音中大致理解了这个意思。这就是语言的萌芽。因为类人简单的劳动活动（甚至不必狼更复杂）不产生个体需要表达的内容，只有先验的，超出经验的东西才需要表达。后面发生什么就不用罗嗦了，一定顺理成章。　　

也就是说，神性和语言同时产生，并由此创造了人类。人性就是神性，或者说是神性加兽性。但是单纯说神性是区别人与动物的，说神性加兽性是说“高级动物”的。以上是贫道没事想到的，因为总要找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吧。贫道唯一不能解释清楚的是为什么人突然需要有灵魂和来世的想法，谁启发的？难道真的是神？不知道。　　

神性并不见得就有多高尚，这里没有道德问题。但神性是人必须有的，这不仅体现在至今人都有先验的东西，还包括宗教始终存在。信仰和迷信其实是一回事，无非一个是褒义，一个是贬义罢了。不信毛泽东，就信普世价值，而后者更先验——完全是假定的。　　

贫道说了半天，意思是一点，就是今天大家都把个人权利、母性、自由、平等、博爱看作人性，这恰好是错误的，而信仰，先验的精神活动才是人性表现。说到这里，似乎贫道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给大家说了一个什么是人什么是动物的研究成果，但这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恶心了现在说的人性！要知道，大家都对这个东西恶心了，才有办法辩论，才有“真”的命题。当然，贫道知道这种论述是非常独特的，要想成为共识并不容易。

贫道觉得，范跑跑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能辩论清楚，范跑跑太精明了，他把一泡狗屎作为真来进行逻辑推演，任何人与他辩论，首先要与这泡狗屎打交道。而没有人能够取胜——只要狗屎被大家看作是真——而逻辑不解决狗屎问题。社会对范跑跑这样的人唯一的办法是不让他端着狗屎上台面，把它埋起来。其实对于这样的问题，任何正常的社会都会这样做。你见过任何国家在一家大型电视台讨论过类似臭不可闻的问题吗？这根本与言论自由无关。试想一下美国CNN举办一场辩论会，正方的理论是：黑人其实本来就肮脏而且低能。而且这场辩论会还是在美国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举行。或者美国也出了个范跑跑，结果一个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台邀请美国的范跑跑出来辩论（美国不会，因为美国是“依法治国”，早规定教师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属于违法，如果造成伤害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其实范跑跑最应该庆幸的是中国还是道德绑架，不是法律绑架，就这他还后悔没生在美国呢）。　　

凤凰台办了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把一泡狗屎端到大家面前，强迫大家闻，还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就是中国的媒体，有意思。只有中国会出这种事情！　　

还是毛泽东时期好，或者是任何正常国家都可以，因为根本不会让狗屎上桌面的。由于媒体和中国鹦鹉的参与，范跑跑事件可能是汶川地震沉淀下的最重的精神物品——不过也许就是臭狗屎。

前天晚上看了中央台一场关于地震预报的“对话”节目，昨天晚上读了乌有之乡转载的《唐山警示录》，有些感想。 

中央台关于地震预报的对话节目无论节目的编排、嘉宾的邀请都显然是有目的的，整个节目没有任何反方嘉宾，甚至没有反方意见，完全成为主持人按照事先准备的题目让国家地震局和方舟子一唱一和，羞辱持“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观点和嘲笑“群测群防”的一场闹剧。这一点很多网友也都看出来了。在这场闹剧中，国家地震局“权威”直言说：观测动物反应是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迷信”行为，是西方国家不屑做的。闹剧中主持人与地震局配合默契，说一个不点名的“老地震专家”今年十几次所谓地震预报准确率为“零”。对于没有多少地震知识的贫道，看的时候确实产生过“也许地震确实无法预报”的认识。但是有一个疑点让我产生怀疑，也就是一直到节目做完，始终没有敢涉及唐山地震和青龙奇迹，完全一个事先编排用以制造舆论的感觉，促使贫道产生读一遍《唐山警示录》的想法。

想在网上读这个报告文学并不容易，因为全部都是买书的网站，偶尔在乌有之乡看到有这篇报告文学。 

读到最后，一股凉气从脊梁骨直冲头顶。

每当你看到电视上西方科学家，尤其是美国地震科学家满世界的在研究地震，非常认真卖力，会觉得西方对地震科学研究比中国人高明，有更加系统的理论，更加认真和有信心，而西方政府更加“以人为本”。

其实这都是假象。首先，西方国家地震预报准确率是10%，中国是30%，西方从来没有中国高明。其次，西方科学家目前认为地震尤其是7级以上地震是不可预报的，这一点在对话节目中也表现了，而中国总理周恩来早就说“世界上没有不可知的事物，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预报的”，指出 “李四光力排众议，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李四光提出来系统的关于地应力测试地震的理论，并在海城、唐山地震中得以证实。同时，西方政府由于种种考虑，从来没做过地震“预报”，只有中国真正做过地震预报和防震组织（1975年海城地震和1976年唐山地震中的青龙县县委），由于同样原因，日本政府甚至停止了地震预报的研究和经费，美国政府也大幅度减少了地震预报经费。你看到的关于地震的研究，都是纯“科学研究”，都是事发后的研究。因此西方政府并不比中国政府更人道。 

地震预报难在哪里呢？首先，按照西方“科学”理论，地震是无法预报的。因为科学方法需要的是“可观测”，需要的是“确定性”。西方对地震的“科学研究”也就百十年，虽然知道了地震的成因，但对震前现象却没有资料可用。即使是李四光的地应力预报学说，也存在测试的地应力曲线即使发生变化也并不一致，没有确定性，要靠经验来判断的问题。也不是科学的精确判断。因此，西方科学目前无法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准确率只有10%。 

这种情况下，地震预报对政府和地震科学家来说，确实是很尴尬的事情。 西方“政府要求科学家拿出准确的预报，科学家拿不出来；政府认为你拿不出准确的预报，我就没法办……所以呢，就别让老百姓知道什么震情，封闭得越严越好。科学家说要有地震，政府说你有把握没有？科学家往往无言以对。有一天真发生地震了，政府就告诉纳税人：对不起，我们的科学家现在还不行，很抱歉！”（引子启示录，联合国全球计划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中国协调办公室主任刘小汉教授语）

这就是为什么贫道脊梁骨发凉的原因。因为贫道在中央台对话节目中看到了刘小汉教授揭示的状态。

问题在于，地震真的不能预报吗？中国30%的准确率是蒙出来的吗？非科学的方法就一定是迷信吗？还有就是，“凡是”毛泽东时代做的事情就一定是错的，“凡是”毛泽东时代提倡的都应该抛弃吗？

地震预报难是事实，但如果有“人定胜天”的想法，就一定会解决。周恩来和李四光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时候，是邢台地震后，这个时候中国也没有形成关于中期和临震预报的理论和经验。但是他们为什么敢这样说，这样想呢？周恩来敢这样说，是因为李四光这个大科学家说了，李四光敢这样说，是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干部，是接受了“人定胜天”思想的人，毛泽东敢提出人定胜天的说法，是因为他要为为中国亿万老百姓考虑——中国富强的困难要比西方大得多，如果没有点精神，事情就办不了。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家提出了地震可以预报并认真按照这个思路去做（1974年甚至发了一个69号文件，直接指示研究华北地震的预报和防范），才有了30%的地震预报准确率和海城、青龙奇迹。 

中国大地震预报准确率达到30%，显然不是蒙的。因为假如唐山地震不是由于种种偶然原因（警示录说的很清楚，甚至如果不是特别较真的唐山地震办主任杨友宸在震前几天被下放，就可能实施预报）没有预报，这个数字还要高。去读《唐山警示录》而不是去听“对话”，你就知道究竟中国地震预报是不是蒙的，以及是否可以做的更好了。同时，西方人也承认中国地震预报是世界领先的。

接着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非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究竟是不是一种有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究竟能不能用非科学的方法认识世界并有所作为。说到科学，很多人干脆把这个词作为“正确”的同义语，其实，科学本来的意思是“学科”，也就是某方面的学问。后来科学被赋予更多的内容，也就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就是要求用可观察的重复验证来说明道理，不可观察的不算，不能在给出同样条件下发生同样结果的不算，不可观察的和无法重复验证的认识方法，都算“非科学”的认识方法。

李四光的地应力测试，看起来是科学的思路，但还是依赖非科学的手段。因为地应力曲线的变动是否预示地震要发生，第一是要靠经验判断，也就是像中医一样，是老中医治的了的病，新中医并不见得就看得准。其次，如果预报了，不仅只是一种概率指标，而且没有人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曲线与地震的概率关系。科学研究在无法说清楚原理时是“不科学”的。因此，即使李四光的理论，也不是科学理论。耿庆国的“旱震”理论，虽然也能解释点大旱与地震之间的物理关系，但并不能用“可重复验证”的“科学方法”来检验。因此也不“科学”。至于“土法”观察，更是与科学无关。没有人能说明为什么鱼在地震前会乱跳，而且并不是每条鱼都有一样的动作。也就是说，中国预报地震的理论是建立在非科学基础上的，是一种近似中医诊断方法：凭经验和感觉，识别症状而不能提供可观察的联系情况下就下结论。 

假如你把科学作为认识方法的一种，就会发现科学方法对研究某些问题是非常有效的，但有些问题是没有结果的，而且没有结果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还没有研究到这一步”，而是科学方法本身的缺陷决定科学方法永远不适宜研究某些问题。比如一个特别复杂的体系，因素非常多，其中很多关联是无法观察到的（科学研究本身就承认有些东西是“测不准”的），比如人体与自然之间关系，这样的系统就不适宜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另外，一些会“发展”的事物是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观察的。因为发展就意味着“没有可重复”的条件，比如非常多的社会学科。第三，从实用角度看，一些复杂问题在人类刚认识时，用科学方法还没办法解决，而事情又非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科学会束手无策。比如非典已经飞速扩展而究竟是衣原体还是病毒没有搞清楚，更不要说没有找到疫苗的时候。 

同时会发现，凡是这类问题恰好是非科学思想方法能够解决问题。比如中国人在刚进入农业社会时期就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医疗理论，这个理论所叙述的道理虽然无法观察（甚至都不能明白什么意思，比如热-寒，燥-湿，虚-实，更不要说五行之间的转化了），但是却能够完全根据这个理论治病。因为人这个系统太复杂了，而且本身就与自然和环境关联程度很大，很多关联是观察不到的。中医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根据经验把有关联的事物联系起来，通过识别“症状”来进行诊断。 

自从科学成为“正确”的同义语，中国传统认识论和方法论就被贬为迷信了，不仅中医是这个下场，包括李四光的地应力预报理论，包括辨症治疗的群防群测，都在文革后被彻底抛弃。甚至李四光的理论是在联合国的科学家认为还有价值的时候，由联合国资助重新研究（还是在国外）。

抛弃掉一种发展了几千年，被证明非常有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只剩下一种，不仅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全人类的悲哀。道理很简单——你将生活在一个没人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这个地方会地震的世界里。读完《唐山启示录》，贫道为中国人感到悲哀，也为科学成为一种迷信感到悲哀。 

看完启示录，给贫道最大震动的是：我们这30年最大“成果”是丢东西，丢掉一些几千年，几百年，或者自1840年以来一百多年的思想成果，而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些成果的替代物。最经常发生的是我们在不得不解决问题时重新拾起这些东西。 

我们丢掉大飞机，过20多年没办法了再拾起来；

我们丢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唐山地震时期的基本口号，可以在启示录中多次看到），到危难时候再重新提出来；

我们把中医摆在可有可无的位置，让多数中国人不再认为中医能治病，甚至有人要取消中医的时候，才发现中医的宝贵； 

我们把中国地震工作者关于地震预报的理论废弃了，把已经建立的地震群测群防体系废弃了，回到“地震不可预报”的愚昧状态中，至今还不清醒。 

最可怕的是，我们丢掉了执政党群体，全国干部群众的思想武器，这个思想武器本来是系统的，有效的。我们抛弃了以后，并没有建立一套新的，系统的，能够指导全党全国的思想武器，只是几个“代表”之类含义模糊的话。如果你读一下作者采访原青龙县书记冉广岐的对话（作者基本按照录音照本记录的写法），会发现无论作者提出再刁钻的问题，冉书记都有一套清晰的，有力的，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下面简单记录一下：

对于记者问冉书记为什么二十多年了从来不接受采访。回答是：“第一呢，我自个说这事是王婆卖瓜。第二呢，老人家有教导：‘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你老吹自个做什么呀？（笑）”【回答不仅自然没有做作，因为这句话恰好能说明问题】。

一个部队转业干部任县委书记，到任后却认真学起来地震知识，还大本大本的看。作者问他为什么，回答是：“为啥呢？一方面被震情所驱使（中央69号文件），另一方面老人家有教导：‘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还说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我就学了李四光的《地质力学》……”。【这简直是“活学活用”的代表，既切合实际，又要点突出】 

县委是没有权利决定预报地震的，虽然冉书记开了常委会决定预报并组织抗震，自己承担了责任，但总应该向上级汇报（汇报不准确，起码应该“通报”）。作者问其原因，冉书记回答：“咱们请示地委，地委能马上请示上级么？正乱着，谁管这个事呀。半年也批不下来。咱们不是讲活学活用吗？老人家怎么说来着？‘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地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这么具体的一个问题，甚至完全是工作方式和程序问题，一个县委书记就能找到个思想武器来解决，真实绝了】 

对于作者问“假如唐山大地震在明后年发生，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冉书记先判断：“不好说。现在确实有人心里不装着老百姓，而是一门心思地琢磨怎么跑官啊，怎么捞点啊……市场经济了，说光想钱有点冤枉他们，不想钱的也到不了一半儿。”然后还是用毛泽东的话评价“这叫‘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要是没私心就敢决策，要是有私心就不敢决策。”

冉书记无非是一个工农干部，没什么学历。县委书记遇见的问题很多，尤其当时他面对的地震预报问题，以及成功后如何处理很多事情，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都不是能很容易找到一个思想武器说服自己和说服他人的。假如现在一个县委书记遇见冉书记当年的问题，他能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中找到相应思想武器吗？而且找到的不是一个笼统的，而是针对性的，有效武器吗？可当年冉书记很容易的就找到了，而且正确处理了问题.

不要以为丢掉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套系统的思想武器没什么了不起，贫道看来，这个事情恐怕是最大的！所谓“仔卖爷田不心痛”，恐怕这块田是看家的田呢

今天晚上中央1、3、4台播的是文艺界抗震救灾募捐晚会，而6台演的是《集结号》，两个宣传内容完全相反的节目“对台演出”，真体现了现在宣传部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思路。

集结号的主题很清楚：一个连队接受阻击任务，上级说他们会吹集结号下撤退命令（世界上不知道哪家军队会选择主力撤退后派人回来下撤退命令的方法），结果上级没有回来，他们“忘记”了。不仅忘记回来吹号，还忘记了这批人。于是，今年春节流行的短信就说：“看了集结号，才知道组织不可靠”。

当然，冯导自己把主题还引申了一下，他说：“过去我们看的很多电影，里面的英雄都不怕死，不让他上战场他还不高兴。”“这部电影我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打仗的，他一定是怕打仗的，怕死是人的本性，我必须把这种真实感还原出来” ，因为“怕死是人类的本性，但在这种本能下主角谷子地又做出勇敢的举动，这个反差，对比出来才是真正的英雄。”还认定：“只要你去电影院看，就会发现它比你看过的中国战争片真实，其中的每一个造型都是合理的，再真实不过。”

众多主流影评更是跟着叫好，说“中国战争题材影片一贯宣扬英雄主义，《集结号》的故事显然要对这种惯性加以颠覆”。

也就是说，集结号试图告诉大家：首先，组织是不可靠的，他们可能说了不算，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轻易就把你“忘记”。其次，解放军并不是以前说的那样，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式的英雄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怕死的”英雄，他们实际很怕死，最后无奈情况下选择了牺牲。

难道这不就是集结号教育中国人的道理吗？而且冯导不是因为宣传了这个思想，怎么能当上政协委员呢？本来以为自从把集结号和色戒等放出来并大家吹捧，中国人从此就不相信政府了，不相信共产党了，不相信解放军了。解放军看了这些东西，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不怕死的英雄了，要争当怕死的英雄了。可汶川地震告诉我，这些人的努力白费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这些“组织”还是很“可靠”的，总理第一时间到了灾区，十几万解放军和数万消防官兵以及其他救护组织都很可靠，该来的都来了，而且是最及时地到了需要救助的老百姓面前。还看到，解放军还是当年的解放军，他们还是争当不怕死的英雄，而且还是“不让他上战场他还不高兴”，这不仅可以从5000份空降兵的“遗书”上可以看到，而且可以从电视上看到那些声嘶力竭地喊着“让我再救一个！”的战士身上看到，也可以从在云雾中冒险跳伞的空降兵身上看到。显然，冯导的电影并不是他说他的集结号“比你看过的中国战争片真实，其中的每一个造型都是合理的，再真实不过”，他说了瞎话，吹了牛。显然，还是1、3、4台演出的东西更真实，因为这里都是刚刚发生的，大家都看到的。

对台的两场戏中，靠集结号赚了两个亿的冯小刚没有出现，因为他在对面的舞台上，要表现另外的精神，他要把钱花到他认为合适的地方。

贫道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中央台会选择今天在自己的舞台上唱这场对台戏，是为了平衡，显示现在要百家争鸣？告诉精英们他们还是有阵地的？平复他们在这几天失语的痛苦感受？这才叫“和谐”？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吃下糖衣，吐出炮弹”，意思是占尽西方经济虚拟化的便宜，避免西方经济赌博化的害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可是，只要中国人还有强国梦，就必须做个选择。如果听天由命，甚至在贫道几个老乡拦着车说前面桥断了还不听劝，那就只好“放行”了。

难在哪里呢？

首先，难在开车的有点迷糊，坐在副驾驶的那个参谋有点装孬。本来跟随前车尾灯的好处是前面司机说的，到轮自己开的时候忘记了，结果到“前车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本来为什么尾随，还一个劲儿地踩油门。而坐在副驾驶的那个精英背上本来就有降落伞，开车的根本没意识到如果掉下去他早窜了，甚至还会有接应的，还对他言听计从。更麻烦的是，前面司机选择这条路的时候怕坐车的瞎吵吵，定下都听我的，“不争论”的调子，几个坐车的还记得这个司机告诉大家为什么尾随的道理以及什么情况下他会怎么处理（1986年9月，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邓小平告诉主持工作的领导，“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12月中旬又对他们说：“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研究一下” 。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于是在看到“前车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的时候不能喊“坏事了，赶紧踩刹车”！只剩下哪个副驾驶在嚷嚷“杀开一条血路”！

这就有点麻烦！甚至可以说是“麻烦大了”！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已经选择九江大桥“过河”，车都开到桥上了，怎么退回去？逆行？逆行是违反交通规则要罚款的！签了世贸协定，很多事情就有了定数，银行全面开放，资产全面开放，包括零售和金融的市场要全面开放。当时谈的时候所谓谈的成功不成功，无非是开放时间问题，龙大嘴从“收费站”那里回来后趾高气扬得意洋洋，以为自己立了多大功劳，并没有告诉司机和坐车的走的是谁家警察管的路，没告诉大家“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现在已经到了“要还”的时候了，你想开慢点都有交警催促，不要说逆行回去了。也就是说，坐这个车的人是否愿意承受罚款甚至拘留的损失！这也需要胆量的。没有普京这号胆大妄为的主做司机，恐怕想停车和逆行回去都会吵吵翻天了。你一说掉头，不要说副驾驶了，车上的人都会说要“走老路”？要回到文革？你解释都解释不清！既怕罚款拘留，又怕走老路，那往前开开试试的决定最容易得到司机赞同。

第三个难点就是如果不走这条路走哪条路。你看现在吵吵的，谢某等人要走北欧的路，主流精英要走美国的路，甚至他们要把后面的桥再拆一段，与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彻底决裂，让你回头都回不了。看他们就不说清楚眼前这条路根本没有通到北欧和美国那些路的岔路口——因为这是桥而不是路！要有岔路口前面的一堆司机会一个清楚的也没有？就算这些司机都是脑残，冒碰也该有辆拐到别的路上的车呀！有的会说：抓紧时间搞民主政治，把司机的位置抢过来。可是就算能抢，副驾驶上那个人恐怕最快。等到走什么路还没争论好，大家都去抢位置的时候，就都已经泡在水里喊救命了。

如果让贫道出主意，无非是瞎嚷嚷中再加个邋里邋遢地破嗓子。搪塞大家一个道士常用的“天机不可泄露”吧，不好意思。这就瞎说说，大家瞎听听。

其实方法毛泽东早就说了，在这种内外势力混杂的情况下，首先只能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目前中国买办群体已经处在优势地位。谁做买办谁发财，平安一个司机出身的老板一年能拿6600万薪水，中国第一，是因为他是买办。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张艺谋要出名，不拍点丑化中国人的戏在西方举办的电影节上获奖，一定没戏。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不骂共产党社会主义，高行健也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画家不画没有眼睛的中国人，或者不画西方人喜欢的抽象派也卖不出个价钱。龙永图如果不是偷偷把中国卖了，能到博鳌那样天堂般地方吃香的喝辣的？经济学家地位最高的，就是宣扬西方经济学最厉害最起劲儿的。林毅夫不是宣扬西方经济学那么厉害，能到世行做官？有这个例子，其他精英还想什么？至于各地方官员，招商引资不就是把西方资本钩进来吗？进来越多政绩越显著，大家都比着干，胜负最后一定集中在谁出卖利益最起劲儿上。把好企业卖给外国（只有他们出的起钱），钱归地方政府，没这样诱惑，河南漯河政府能把中国最大肉类企业双汇给卖了？由于谁卖谁占便宜，流行的就是卖，到现在已经渗透到中国各个方面。昨天晚上看了中央10台关于交通银行在冲破外资控制中国银行中的艰难经历，恐怕过100年，也许不到100年就该有人把现在怎么卖的拍成集子了。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时代，看着都害怕！

这种情况下，既与中国刚解放情况相似，又与普京刚上台相似。普京刚上台后面临的问题一样是几乎各个权利阶层，经济精英，文化精英都与西方有扯不清的联系。普京要拯救俄罗斯，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把这些人清理出最高舞台。如果普京与叶利钦一样把这些人做社会基础，什么事情也做不了（贫道在03年的一个帖子就论证这个问题，这个帖子也收在贫道的《道说天下》上了）。现在看，普京第一件事不是就把无论官场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与外国纠缠到一起的人换的换，撵的撵，抓的抓这个“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策略吗？

有人会说，这件事恐怕不好办，这要高层决定，我们能做什么？其实别的事老百姓才真的无能为力，只有搞“爱国”才没人管得住！这次西方一疯狂，一群80后就把西方嘴脸搞清楚了。要知道，西方不会因此收敛，还会挑事情。而且国内主流媒体也有清醒的，就这几天时间，发点金矿被送出去了，发点交通银行100年纪念文章告诉大家金融一旦被西方财团控制会多悲惨，发点中国什么市场换技术就是换点轮胎技术的东西，不也接二连三出来了吗？贫道就不信中国人是人人都卖国！最主要的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而到了今天，该“还”的都开始显现了，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东西被揭示出来。等到全国很多人都觉得要丧失经济主权的时候，都觉得该刹车的时候，司机就会给坐在副驾驶的人说：你先下去吧。

那么给司机什么建议呢？首先，不要怕罚款。罚款比掉到桥下事情轻得多。普京要是怕罚款，即使大亨们把钱都转移国外也要治理他们，俄罗斯根本没今天！要是怕中国私营老板都跑了就不敢调整，更是可笑。跑了人跑了钱，能跑了厂？有的人说如果不按西方要求办，西方企业都回跑的。其实这是吓唬人的，西方进来的主要是产业资本，不是金融资本。现在是金融资本想把中国彻底洗劫一下，中国一乱对产业资本并不有利。资本家没有祖国，尤其产业资本家没有祖国。中国经济一乱，产业资本在本国的股票一定大跌！最主要的是，产业资本就算走了，能把工厂也搬走？产业资本要占便宜，是靠金融资本把中国股市搞个大熊市，把人民币搞个大跌以后，才能趁机吃掉中国产业。但是谁都知道，像中国这样说翻脸就敢翻脸的国家，如果金融崩溃了，政策是什么也很难讲的。虽然西方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有联系，但并不那么硬。硬吃产业资本，拒绝金融资本，就是吃掉糖衣吐掉炮弹的诀窍。

具体做法是什么？简单的很。俄罗斯和前苏联加盟国在反水初期也有被外国控制经济命脉情况。就前几天，俄罗斯杜马出台法规，规定石油行业不能有外国资本，有的也退出来，无非给些补偿。你看到西方对这些事情有反应吗？吃了亏也没地方说，这是人家议会决定的，合理合法。塔吉克斯坦议会前几天出台法律更绝：议会有权对此前所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产业的外国资本有最终审查和决定权，范围包括已经进入的。如果决定外资撤出就必须撤出，无非有补偿政策。中国问题出在哪里？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三个决定国家命脉的单位直属国务院，他们出台的法规审核层次最低，而关系国计民生的分量最大。这就是毛病。把这三个部门制定法规权利收回人大既合理又合法。真的不能这么做吗？只要人大出台一系列设计巧妙的针对性法规，西方人什么办法也没有。允许你进来，答应的都算数，就是中国国内法律不好办，到处是障碍，到处是陷阱。西方政府总不能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谈什么贸易协定吧！也不能要求政府管人大吧。况且美国不也是这样做的么？只要想办，办法多的是，中国人还缺智慧吗？不缺，缺的是蛋子儿！

最后一点，是要有掉下去怎么办的准备。因为贫道看不出来有什么办法解决“不争论”。别说民主政治了，如果根本不允许在主流媒体上进行争论，让所有坐车的人都知道前面所有车“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吓得一起喊“快刹车”，哪里会有变数？虽然贫道这样说会感觉有些“搪塞”，有点不对“吃掉糖衣，吐了炮弹”的题，但这恰好是最重要的！“预则立”还包括栽了大跟头后怎么办的问题，并不都是“最优选择”。

想想俄罗斯就知道了。1990年苏联崩溃，接着连续十年经济破败，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崩溃后很长时期，俄罗斯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本来就是条通向灾难的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说清楚为什么会如此，该怎么办。整个民族都只能继续让几个窃国大盗玩弄。俄罗斯“幸亏”出了个普京，花了差不多一半时间做各种试探来让大家明白究竟该怎么办，等到可以把俄罗斯人从深渊里领出来了，他也到期了。首先，中国人一定能碰上个普京？摊上个几千年才出来一个的毛泽东就不容易了！老天就这么帮忙？贫道掐指一算，觉得不保险。其次，就算碰见个新毛泽东，还需要像普京那样折腾几年再开“遵义会议”，恐怕黄瓜菜都凉了。因此，贫道以为现在要做的，或者是能做的，就是把问题研究清楚，把精英们精心颠倒的历史和道理一个个都说清楚。给谁说清楚？给80后和90后说清楚。为什么40后、50后、60后、70后的知识分子多数都是喊踩油门的？因为他们都是“受过委屈”或者家里人“受过委屈”的，而且得到“伤痕文学”的洗礼，得到《走向未来丛书》的“启蒙”，并在精心编制的谎言中生活了30年。为什么80后这群看起来只会跟着超女胡闹的人会一夜之间变成中国最富于爱国热情，并打败了西方阴谋的唯一力量？因为他们“傻”，前几年精力都放在玩电子游戏，放在选超女上了，根本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怎么相信精英们编造的鬼话。贫道早在右派把选超女当作“中国民主启蒙”就嘲笑右派说，别以为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定会出来个想要的东西，最后是不是个妖怪不一定的。这不应验了吗？当年迷超女的不就是阻击家乐福那群人吗？只要中国的80后，90后能了解现实，了解新看法（年轻人喜欢新鲜的，精英们老生常谈30年了，早有馊味儿了），中国就有希望，即使掉到桥下了也有希望。因为那时候他们会大骂贫道和诸网友等父辈——你们把爷爷财产卖的卖佃的佃，花个一干二净，叫我们吃什么呢？有这种批判情绪，中国还爬不上岸吗？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当年老爸一样把贫道看成傻子，不务正业的家伙。

当然，最后这部分确实不算“吃了糖衣吐了炮弹”，只能算“吃了糖衣没叫炮弹崩死”。但活着总比死了强。

在闲谈关于九江大桥断桥和刹车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帖子后面，都有网友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年是否真的认为中国出问题了，需要改革。本来打开电脑准备写糖衣炮弹问题，看到“我真的不知道”网友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希望得到回答，就先说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的问题是：“你们当年改革的理由？”、哪些“理由哪些你现在认为其实是错了，哪些你现在还是认为是对的”。

首先必须声明的是，当年的改革与贫道一点关系也没有，这还不仅在于贫道始终人微言轻，根本不具备一点影响政策的能力，还包括贫道这个时候并不热心改革。贫道能回答的，大致是描述一下当年的情况，或者对很多问题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别人是怎么想的，以及改革是怎样推动的。这不算什么改革回顾，因为当年贫道基本是个旁观者，只是比很多网友年纪大了点，参与程度更高一点而已。即使回答了也难以满足“真的不知道”的疑问。同时，问题涉及的也太多，要说清楚恐怕不是一个帖子能说清楚的。因此这里只说说农村改革。

贫道的感觉是，在文革后期，对现实不满的人很多，包括贫道就是一个，甚至是很主动的不满。就像疯僧介绍的，贫道当年和一些哥们经常私下对很多问题进行议论，最后导致1976年清明节写了首悼念周总理的长诗，因有明显对时局不满的词句被定为本省头号反革命案件。知识分子、市民、干部中不满群体也很大，农民和工人似乎没太大情绪，但一点谈不上支持文革。现在想起来（注意，是现在），有“得变一下”想法的人应该占多数。抓了四人帮，全国人都兴高采烈是真实的，虽然这个时候贫道还在号里，当时的场面都是有记录的。虽然工人农民没有城市人尤其知识分子那么热情，但也并不反对。现在一些左派替四人帮说话，恐怕不会有群众的。起码不会争取知识分子，反而让他们完全对立。记得上大学时候学校叫贫道在全校学生干部会上讲讲四五，校团委书记专门说要讲讲“为什么”搞这个。贫道讲话时说的是：“主要是对社会不满”，而“对社会不满”这个词本来是用在定罪文件上的，记得当时团委书记脸都变了。^_^

这种“希望变一下”的情绪在基层存在，尤其在知识分子中存在，这是改革的基础。贫道没参加农村经济改革活动，但当时认为是合适的，贫道觉得农业，尤其是中国农业适合一家一户干。贫道下乡时就认识到自私自利是农民的基本特性。记得从城里回村经常带点吃的，在场的农民都分点尝尝。如果那次没带，有些人竟然就不高兴，好像欠了他点什么。但是，小岗村肯定是个例外，多数农民是能组织起来的。小岗村如果十几年单产徘徊在50斤，等于大家都在耍赖，这种情况一定是宗族问题或其他问题造成的，在农村不是普遍现象。贫道所在生产队大家干活都很正常，偷懒很少见，即使不是正式竞赛，在劳动时也经常愿意把活干利亮，干的比别人快。这样的人在队里威信也高。有一次与一个村里最“二流子”的老乡一起赶集，他说麦天又要来了，有些想出去躲躲。我们村人均耕地2亩多，麦天抢收抢种抢晒确实累得要命。但最后他还是没出去躲。起码贫道村子里没有主动要求分田到户的意见。农民不会想什么新点子，能过就行。但是，中国农民几千年都是一家一户经营，分田到户一定不会有很多农民反对。1985年回下乡的村子，感觉各家确实比以前生活好。说实话，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中国从此解决了吃饭问题”的概念，一直到今年年初贫道也觉得没什么不对。因为贫道肚子是有感觉的。

农村改革是后来改革的基础。正是把中国农村的变化说成是改革的结果，后来一切推进都没有很大意见了。

贫道对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中国吃饭问题的说法感觉有问题是因为数学的提示。今年年初数学与人争论小岗村问题，列出很多数字。当贫道算出小岗村亩产只有50斤左右时（注意是亩产，也就是一亩地全年产量），才知道这个村其实是个极端特殊的例子。而看到他们1978年总产3万多斤，1979年13万斤，后来达到54万斤的数字，产量一年翻几翻，后来翻到15倍，这不成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了吗？吃惊后又一算，他们79年依然比贫道那个村子少一半多，90年代无非达到亩产750斤，很正常嘛。知道这个典型是用来忽悠人的。于是就认真算了笔帐，发现“积极性解决了吃饭问题”完全是瞎掰。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用表格或者图示，贫道不会贴，因此只能简单说一下。

什么叫吃饱？专家说人均日摄入2200大卡热量，也说成人摄入2400大卡，低于这个标准并不会死，但是会偏瘦，也就是感觉还想吃。高于这些热量就准备减肥吧。但是专家说的不算数，肚子才是真理标准。贫道觉得1982年前后才吃饱了，这个时候中国人均可摄入热量（粮食和油料总热量除以人口）2800大卡（现在也就3100大卡，但是属于减肥阶段）。贫道就以此为“吃饱”标准。

1949年中国人均日1900大卡，解放后一直到1970年，都徘徊在2200大卡左右，增长很低。到七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会发现人均可摄入热量增长曲线突然抬升。1975年是2500大卡，1981年达到2720大卡，已经逼近2800大卡的线。数字是，19949到1970年人均可摄入热量年均增长0.81%，而1970到1981年均增长1.7%，而后到1985还是1.7%。也就是说，1982年吃到第5个烧饼时感觉吃饱了，就把前4个烧饼给忘了。1985到2003年人均可摄入热量增长多少？年均0.32%，比70年以前低一倍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伟大成果该总什么时候算起？该从82年。因为1980年9月1秋收结束后中央才下文说要推广，1983年才结束。也就是说，中国粮食问题是从1970年到1985年一个连续增长曲线中解决的，联产承包是第5个烧饼而已。1985年就是吃了发胖的第6个烧饼。

为什么公社时期粮食会持续增长呢？贫道下过乡种过地，知道干劲儿对粮食增产作用是很小的，还是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起作用。8个字排的越靠前越重要，积极性顶多发挥到第八个——管。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开始是抓了水和土。东北、西北开荒增加耕地面积，中国解放后到改革前，虽然城市化和工业化占用耕地很多，但耕地面积还是增加了1亿多亩，而且土壤改良基本是在文革前后完成的。大搞水利建设，中国1965年可灌溉面积就为1985年的75%，1979年可灌溉面积和机灌面积达到历史顶峰（比85年还高！）。机耕面积79年也比85年还高。也就是说，在1970年前粮食总产能够高增长，主要是抓了水、土、密、保、工。文革开始，重点放在了肥和种上了。开始是小化肥，1972年中美建交，74年开始引进13条大型化肥厂，1979年基本投产，并在1978年再引进4条。到80年代初，中国化肥基本自给。而良种问题就不用再说了，无论小麦还是水稻都是文革期间研制，文革后期一直到1986年用计划体制推广的（1986年农村三站自负盈亏）。没有这些条件，人有多大胆也不行的，只要种过地就知道！

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70年代的人均摄入量“跃升”（借用数学的术语）。人均摄入量提高是两个因素，是粮油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关系。1970年前中国粮食增产少吗？不少，1949-1970是年均增长3.64%。而所谓跃升期（70-85）只有2.9%。跃升期（85以后）以后只有1.2%。也就是说，人民公社时期是中国粮食增长最迅速时期。这组数字显然与前面那组数字不符。为什么呢？显然与人口增长率有关。

中国解放后人口增长非常迅速，数学的跃升图画得很清楚。1949-1975年的21年中人口年增长2.1%。而且顶峰为65-70年，达到4.3%，奇怪的很，70-75年突然降低到2.2%，75-80年（计划生育是1979年开始的还没显示成绩）继续降到年均1.3%，80-85又下降到1.1%，85年至今还是1.1%。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在解放后经历了一个高增长期，在文革初期达到峰值，70年开始下降，到1980年已经接近现在水平。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人口增长率急速下降的趋势，后来所谓计划生育无非是这个趋势的继续而不是起点。这就清楚了，正是1970年中国保持了较高的粮食增长势头，而同期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人均粮食就增加了。

于是下一个问题又来了，右派又可以说毛泽东的事了，什么“错批一个人，多增3个亿”。其实这话糊老百姓可以，糊专家是不行的。人口增长是有自己规律的，认为控制力非常弱，顶多顺着趋势加把力。如果人口在上升趋势中，除了靠暴力，没多大作用的。

人口增长又是两个因素组成的，就是妇女生育率与人的死亡率。生多死少就增长，死多生少就减少。而妇女生育率取决于妇女生育意愿，妇女生育意愿取决于所谓“人文发展指数”（HDI）。这个规律是80年代前后西方人口学家研究发现的。人文发展指数由婴幼儿死亡率、入学率和人均GDP组成，数字从0到1，越低妇女生育意愿越高。一般0.5以下会有6-7个的生育率，0.5前后会明显减少，过了0.5会急剧下降。其实想想也都明白，要是生2个会死1个，为了要个男孩，起码生4个才保险。要是要2个男孩，要生8个才保险。如果生一个活一个，顶多生2个就够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妇女很难劝她去生5、6个了。看到这里，明白人一定会发现提高HDI指数在一定阶段会与降低人口增长，因为只要婴幼儿死亡率减少，生一个活一个，人口增长就快。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0年的63岁（不是21年提高28岁，预期寿命是根据统计死亡率算的，是各个年龄段死亡率的累加），是因为婴儿死亡率降低太快。同时，60年代由于村村办小学初中，中学入学率非常高（1978年达到顶峰，这个数字90年代末才恢复），文盲大量减少。到1970年中国人均GDP也很高。要知道HDI指数是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而不是汇率计算的，这个时候中国物价非常低，因此数字并不是后来说的那样什么“崩溃边缘”。中国1950年HDI指数为0.159（印度为0.16），以后开始提升。但一直到1969年妇女生育率平均为6个多，而1970年开始接近0.5， 1972年就突破0.5，此后中国妇女生育率为：1970：5.8个；1972：4.2个；1974：3.7个；1976：3.2个，1978：2.75个。也就是说，城市试行计划生育政策前，妇女生育率已经接近人口自然更替水平（指人口不增不减，数值为2.3）。清楚的人都知道，中国真正严厉试行计划生育是80年代末。这个时候已经早降低到自然更替水平以下了。

算到这里，贫道才明白了，所谓“吃了肉还骂娘”，并不是吃了联产承包的肉骂改革，是吃了计划经济的肉还骂毛泽东！

因此，由此看来，人的认识来源与实事求是，来源于全面细致地调查研究，如果只凭感觉，别人说的稍微像点就点头，一定会有错误认识。贫道对这段改革的认识，是贫道早就成为所谓“左派”后很多年才真正清楚的——是前几个月清楚的，以前不照样糊涂么？

还有一点，研究不能带情绪，不能先入为主，而且要说清楚关联问题。比如，虽然贫道前面完全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说明了吃饱不是靠干劲儿的，但中国农民确实在80年代收入大幅度增加，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8.9比100提高到1990年的49比100。仅靠农业能增加这么多吗？农业是一部分，还有一点就是农民成为小生产者后，会有非农收入，包括自办企业和在乡镇企业及做农民工。贫道以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真正作用是这一点，与农业基本没关系。另一个因素是两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总幅度达到40%左右。由于数据不足（统计口径问题），无法仔细研究。

贫道现在依然认为，改革是必要的，甚至搞市场经济也不一定就要翻车。关键在于不能把改革当饭吃，也不能胡编乱造一堆道理，一点不顾事实来为改革辩护。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并认真研究问题，才能有发有收。否则就一定最后走到九江大桥上，进退无据。

贫道有感于几个老乡在九江大桥开车能力的帖子，很多网友做了评论，于是就接着说说说：为什么那些新兴市场国家有能力超车，为什么他们会“几个尾灯几乎同时不见了”。

新兴市场国家国家，就是指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后，在一定阶段采取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并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国家。在上世纪中叶，摆脱殖民地地位的国家采取了大致三种模式，一种是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是资源主要由国家来配置。由国家来配置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掌握主要经济资源，因此往往需要一次比较彻底的革命。另一种是虽然没有发生过革命或者革命没触及深层经济关系，但还是受社会主义理论影响，国家尽力控制资源来加快工业化进程。这些国家在拉美和亚洲都很多。第三种是主要由市场来调配资源，国家参与程度比较低，选择这类模式的国家一般是只完成了民族独立，没有任何阶级革命。拉美、亚洲和非洲都有。这个时期无所谓“新兴市场国家”，也没这个称呼。

上世纪中叶发展情况看，增长最快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不仅经济增长快，经济增长率一般到年均8%-10%，而且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快，往往建立了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东欧有些分工）。社会保障和教育、卫生水平发展很快。这些国家为了迅速赶上前宗主国，由国家支配资源，都采取了高积累低消费政策（35/65）。其他类型国家在这个时期由于国家不支配资源，积累消费比一般在15/85。因此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比较慢，经济增长速度很低。大致在4-6%之间。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车开得最快，领跑整个第三世界。

到了7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突然高速增长，被称为“经济起飞”，也就是开始“提速”了，速度非常高，经常连续二、三十年达到两位数。要知道，西方工业国在工业化初期时经济增长速度也往往只有3-5%，整个工业化时期GDP年增长率只有2%左右。比如美国在1870-1913年的43年工业化高潮中，年均GDP也就是3.9%（同期英国为1.9%，所以美国超过了英国）。而这些美洲、东亚的国家竟然以这样惊人的速度超越了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不是个问题吗？

很多人把这些国家的成就归结为他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但是无法解释的是，这些国家早就是市场经济，也就是从40年代（拉美国家从19世纪末）到60年代一直是市场经济，而且也都对外开放，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已经很多甚至占主导地位，甚至拉美国家在上世纪初也有大量西方产业资本直接投资，可为什么他们这个时期没有高速增长？没有“起飞”和“超车”？不回答清楚这个问题，简单用市场化和国际接轨是说不清楚的。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快增长就快。可工业化需要大量资本，也就是必须有钱和资源来做。15%的积累率是没办法实现迅速工业化的。因此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与社会主义国家比。那么，一些国家为什么能突然在70年代经济突然高速增长了呢？很简单，就是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后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导致少数发展中国家成为新兴市场国家。

70年代前，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汇率很少变，黄金价格也很少变。这个时期世界处于物质生产阶段，二战后到70年代前期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增长最快时期。

物质生产需要的金融环境一定是利率和汇率相对稳定。因为如果利率三天两头以几个百分点动荡，汇率几个月就变动几十个百分点，企业做什么可行性分析都没有用——因为这两个参数无法确定，什么财务分析都是瞎掰。因此这个时期是世界物质生产最佳金融条件。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了，等于说美元这个世界最主要的“特殊商品”不再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商品有稀缺性了，汇率和利率就不稳定了。美元印的多，其他币种就升值。升值其他国家企业受不了，于是也增加投放，促使汇率恢复。货币发行多了就通货膨胀，居民受不了，只能提高利率。而利率一高生产企业又受不了，投资减少，于是不得不降息。这样，这个时期西方通货十几年膨胀400%，利率忽高忽低，企业就受不了了。于是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西方经济有什么“滞涨”局面。

同时，由于利率经常偏低，而资金供应充裕，迫使大量资金进入金融市场，也就是股市、汇市和期货。这种市场是钱进来越多价格盈利机会越多，于是金融市场开始火爆。这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首先，金融市场交易规模越来越大。1980年到现在，世界金融交易总额从长期相当于物质和服务交易2~3倍，突然增加到100倍，而且向着更高发展。也就是说世界每进行100元交易，99元是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的，1元是做一般生产和服务的。有人把这叫赌博经济。

其次，钱都拿到赌场了，通货膨胀没有了。西方从90年代开始没有了通货膨胀的苦恼。

这里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发生了重大的功能变化。由于世界主要金融活动是赌博，金融规则就要围着它来转。而赌博经济最好的金融环境是什么呢？一定是汇率、股票、期货经常大幅度起落，同时最好能资金“以小博大”，赌具花样翻新。于是各种赌具被设计出来，包括各种指数期货等金融工具都在这个时期被设计出来。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显然，赌博经济需要的金融环境是非常不利于物质经济的。于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西方大量产业资本开始到一些初步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家去了。这些国家金融不开放，外汇管制；利率管制，汇率管制，反而适合物质生产需要。当然，劳动力便宜也是个因素。但是劳动力便宜的问题早在80年代前就存在，而这个时期西方并没有什么产业资本到发展中国家去。因此，金融环境应该是80年代后，尤其是90年代西方产业资本大量外溢的主要原因。

西方产业资本，也就是产业资本家对发展中国家外直接投资（这里主要是指实际投资从事生产的部分，不是股权收购）从70年代的每年几十亿美元，发展到80年代的百十亿美元，直至90年代的每年数千亿美元。西方产业资本到发展中国家了，各种商品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而西方是主要消费地区，自然有一下结果：西方国家产业空洞化，贸易赤字增加（包括顺差减小）；其次，世界贸易额剧增，80年代以来增加几十倍；第三，得到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迅速增加，经济高速发展。

有的网友会问贫道：你前面不是说西方产业资本早在上世纪初也大量直接投资一些发展中国家了吗？问题在于，当时的投资集中在矿产、农业上，是为了掠夺资源而不是工业化。因此这些国家并没有收益，反而被割破血管。

西方资本涌入一些有条件（其中还包括为了东西对抗）的国家，使这个国家工业化资源暴增，经济高速增长，起飞并超车就不奇怪了。

但是，适合物质经济的金融环境一定不适合赌博，而赌博才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最“先进生产力”。因此，西方国家就用各种手段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迫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与国际接轨”。

所谓接轨，第一个是允许西方人占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便宜，也就是开放外国金融投资，让西方金融资本也能从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增长的股票、期货市场上分一杯羹。美国各种基金在这个时期几倍几十倍地赚了钱。因为西方资本家拥有世界绝大多数金融资本。第二个就是要求玩大的，要求你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包括金融在内的投资限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玩下一步。下一步的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求你引进各种指数期货，因为这才能以小博大，杠杆作用才能强。到这两个条件具备了，西方金融大亨就找个机会把你高速发展积累的财富洗劫一下。洗劫是通过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制造一次毁灭性的金融风暴，直接洗劫出大量财富，这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拉美金融危机都是例子。接着趁着你股市大跌，以最小成本收购和控制你的经济命脉。最可笑的是还能用“剪羊毛”的钱直接便宜买你的企业。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尾灯在1997年到2000年短短几年中突然“几乎同时不见了”。也是还没掉进桥下的中国为什么能够一骑绝尘的原因了。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选择过九江大桥就必须知道桥的情况。要是在“天黑”、“大雾”中行驶（西方给出天黑，精英们给出大雾）在九江大桥上，没有贫道几个老乡的本事，恐怕不会好过的。现在情况是中国车一骑绝尘，后面跟着印度，中国掉下去10年不翻身，印度也会选择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印度开车的是否比贫道几个老乡聪明。

中国是否能够吃掉“糖衣”吐掉“炮弹”？不见得不行！如果大家有兴趣，而且这个帖子能给发了，贫道就再写一集。